序
清、慎、勤：大清相國陳廷敬的為官之道
十七世紀後期，漸次走向大一統的清王朝，正在步入佳境。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盛世即將來臨，康熙皇帝的股肱大臣，康熙皇帝決策集團的重要成員，一代名相陳廷敬應運而出。
陳廷敬（一六三八年至一七一二年），字子端，號說岩，晚號午亭，卒諡文貞。出生於山西省陽城縣郭峪里，因籍隸澤州，故亦以「澤州」相稱。他是清代康熙年間卓越的政治家、理學家、文學家，是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大貢獻的學者。
陳廷敬於清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考中進士，一直到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年）逝於任上，為官長達五十四年之久。他的一生與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鴻猷偉業緊密相連。
陳廷敬起家翰苑，領袖詞林，由翰林院庶起士，歷任祕書院檢討、國子監司業、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以清妙絕倫的才華在朝臣中嶄露頭角。
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入值南書房，是陳廷敬宦途生涯的重要轉折。南書房是康熙皇帝的機密決策中心，入值南書房標誌著他成為清廷核心機構的一員。自此之後，其政治地位穩步上升，由禮部、吏部侍郎，管理京省錢法，到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刑部尚書、戶部尚書、吏部尚書。
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年），陳廷敬奉命總理南書房事務，其政治影響力進一步提高。次年，他升任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成為名副其實的宰輔大臣。陳廷敬受康熙皇帝「非常之知遇，出入禁闥幾四十年」，與康熙皇帝這種密切的君臣關係，深刻影響著康熙朝的政治走向。
縱觀陳廷敬為官的歷程，始終奉行清、慎、勤的為官之道。所謂清，即清正廉潔；所謂慎，即謹慎敬業；所謂勤，即勤勉從政。陳廷敬身體力行，潔身率屬，堪稱封建社會的政治典範。他曾經兩次擔任戶部尚書，手握國家財政大權，卻能做到兩袖清風。史書記載他：「兩為大司農，處脂不染，清操肅然。」又說：「清廉雖不足以盡公，而略舉數端，已足媲美楊震、鄧攸無慚色矣。」他不僅潔身自好，而且特別注重教育家人後輩廉潔自律。「憑寄吾宗諸子姓，清貧耐得始求官」，是他留給子孫後代的鐵律。他告誡陳氏家族的子孫，如果能夠耐得清貧，方可求官；如果耐不得清貧，不可求官。耐得清貧，也是陳廷敬一生始終奉行的信條。
年輕的康熙皇帝英資天縱，勤奮好學，信用儒臣，勵精圖治，這樣的政治環境十分有利於陳廷敬實現自己「致君堯舜」的人生理想。陳廷敬以對皇帝的忠誠之心，竭力用儒家思想影響康熙皇帝，以期推行儒學治國的國策。他說，曾經仰慕宋臣趙普以半部《論語》輔佐君王，使其先明白「敬信節愛」的治國道理；願意效法朱子以《大學》四字進諫皇帝，使其先遵行「誠意正心」的修養功夫。他希望康熙皇帝「天德與王道同功，修己與治人兼至」，即希望康熙皇帝把儒家思想當作人君的最高準則，用儒家思想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堯舜那樣的聖君明王。而他自己則無論在進講、奏對或是理政、議政之時，都極盡翊贊之能力，使康熙皇帝能夠實現「濟世安民」之功，達到「二帝三王」之治。
政治腐敗是永恆的社會難題，並且直接關係著民心的向背和國家的安危。陳廷敬針對當時政治腐敗、貪汙成風的情況，向康熙皇帝上疏，強調指出：「貪廉者，治理之大關；奢儉者，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當先使儉。」認為，貪汙還是廉潔，是治理國家的關鍵；奢侈還是儉樸，是決定貪廉的基礎。要使官員廉潔，應當先讓他們形成儉樸的作風。官員生活奢侈，互相競爭，「其始由於不儉，其繼至於不廉」，最容易形成貪得無厭的惡習。他請求朝廷對官員的衣冠、車馬、器用、婚喪之禮要有嚴格的限制，不得過侈，使他們逐漸養成節儉的習慣。
陳廷敬深刻指出：「上官廉，則吏自不敢為貪；上官不廉，則吏雖欲為廉而不可得。」一語中的，揭示出政治腐敗的根本所在。他還說：「為督撫者，既不以利欲動其心，然後能正身以董吏；吏既不復以曲事上官為心，然後能加意於民。」作為總督、巡撫，如果能夠對利益不動心，保持一身正氣，就能夠監督管理下級官吏。下級官吏不曲意逢迎上級官員，然後才能全心全意為百姓辦事。於是他進一步指出，總督、巡撫的政治作風，在國家清廉政治的建設中，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陳廷敬不僅極力提倡清廉政治，而且對貪汙腐敗的現象深惡痛絕，懲治貪官汙吏不遺餘力。
陳廷敬長期充任經筵講官，他透過為康熙皇帝講解經書，堅持向康熙皇帝貫徹儒家的仁政思想和治國之道。在進講時，陳廷敬經常根據康熙皇帝的提問，針對當時的政事情況，闡發自己的政治見解。他向康熙皇帝奏對說：帝王應該具有宏大的器量，像天一樣無所不覆蓋，像地一樣無所不承載。要有為天下民眾建功謀利的公心，不可有為自己計功謀利的私心。應當「以至誠惻怛之心，為愛養斯民之政，初不計民之為我用也」。即要以真誠的同情憐憫之心，實行愛養百姓的政治，不去計較百姓是不是為自己所用。只有「聖君賢臣朝夕講求以實心行實政」，才能「膏澤下民」。他不論是反貪倡廉、整飭吏治，還是改革錢幣、賑濟災荒，都是站在國家和人民的立場上，務求利國利民。他向康熙皇帝說：「臣竊思國家之法，本以便民，苟有利於民，即於國無利，猶當行之。」換句話說，當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相衝突時，他主張國家利益服從人民利益。
孟子有「民貴君輕」之說，陳廷敬「利民」高於「利國」的思想，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精粹展現。他從利國愛民的思想出發，考慮國家的根本大計，頗具遠見卓識。他的愛民思想，對康熙皇帝逐漸成長為一位仁君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影響。他是一個正直敢言的官員，他的政治主張講求實際，不附和，不苟同，見解獨到，具體可行。史書譽之曰：「切中時弊，棘棘不苟同。」他的為政思想對於康熙皇帝廉潔吏治和康熙朝的大政方針都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陳廷敬為人老成寬大，溫厚和平，寬裕汪洋，慧眼識人。清官陸隴其、邵嗣堯，詩人王士禛、查慎行，文學家汪琬、姜宸英，翰林史申義、周起渭，以及書法家林佶等人，都經過陳廷敬的推薦，方能名達天聽，出谷遷喬。史書評價說：「誠所謂文章報國，而得以人事君之道者矣。」
陳廷敬之所以能夠成為康熙皇帝最可信賴、最為倚重的大臣，靠的不是花言巧語。作為理學大臣，他主張用身言，不用舌言，注重躬行，不尚空談。在政治生涯中，他「不徇親黨，不阿友朋」，「慎守無過」。在當時滿朝官僚三五成群、互相交結的政治風氣下，展現出一種獨善其身的道德情操。他絕不呼朋引伴，植黨營私，從不參與互相傾軋的權力之爭。他以正直無私、光明磊落、老成謹慎的政治作風，被康熙皇帝譽為「恪慎清勤，始終一節」，達到了封建社會人臣的最高境界。
陳廷敬的詩文作品特色鮮明，獨樹一幟，是清代文學史上與王士禛、汪琬鼎足而三的文壇泰斗。他一生創作詩歌近三千首，各種體裁的文章一百五十餘篇，重要結集有《尊聞堂集鈔》八十卷、《午亭集》八十卷、《午亭文編》五十卷。康熙年間，中國社會又一次由動亂走向安定，由凋敝走向繁榮，面對朝氣蓬勃、風雷激盪的時代，陳廷敬以積極的態度、滿腔的熱忱，面對現實，形諸歌吟，藝術地再現了時代的風貌，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他的詩作中，對當時社會狀況的深沉關注及對民間疾苦的由衷同情，反映了一個正直詩人心繫國事民生的高尚情操。在他的筆下，紀行狀景之詩尤具特色，將大好河山寫得勃勃有生氣，令人無限神往。陳廷敬的散文恪守儒家「文以載道」的理念，敘事則要言不煩，不蔓不枝，聲情並茂，精彩淋漓；議論則酌古御今，無黨無偏，褒善貶惡，持論公允；抒情則溫柔醇厚，清正典麗，行雲流水，情真意切。不愧燕許大手筆，儼然醇儒名臣風範。
陳廷敬學問淵博，文采優長。他為朝廷主持了許多文化工程，編纂了許多大型典籍，充分展示了他在經學、史學、文學、小學等方面的精深造詣。陳廷敬所編纂的文化典籍，如《康熙字典》、《佩文韻府》、《皇清文穎》、《明史》、《大清一統志》等，在當時不僅加速了文化發展，促進了文化繁榮，而且推動了清王朝的漢化進程，為滿漢文化的交融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這些文化典籍已經成為中華文化寶庫中的重要遺產，成為研究清代文化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陳廷敬為中國的文化事業付出了他畢生的心血，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陳廷敬作為康熙皇帝的股肱大臣，備受康熙皇帝的信任和倚重，可謂君聖臣良，君臣相得。因而，陳廷敬以自己的全部精力，為康熙皇帝開創康乾盛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康熙皇帝是一位英明的皇帝，他所取得的成就並不只屬於他一個人，陳廷敬是康熙決策集團的重要成員，陳廷敬的成就是康熙皇帝成就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陳廷敬清廉政治的思想、利國愛民的思想以及清、慎、勤的為官之道，對於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借鑑作用。學史崇德，見賢思齊，陳廷敬謹身自律、慎守無過的道德情操，正直無私、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恪慎清勤、始終一節的政治作風，都值得今天的人們繼承和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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