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

　　本書是余英時先生1978年作為美國漢代研究訪華代表團團長，執筆的總結報告及每日活動和討論的報告。從中我們不僅了解余先生的史學理念，而且還能知道當時史學界思想解放運動的基本情況。此書對研究中美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作者簡介

余英時

　　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年生，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2006年獲頒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

三、與歷史學家的私人交談

作為代表團的團長，我個人只有很少時間和精力拜訪史學家。不過幸運的是，我還是有機會與一些傑出的史學家進行了私人交談。

首先是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任繼愈，他是研究中國佛教思想的專家。他研究中國佛教的文集《漢唐中國佛教思想論集》初版於1963年 。任先生1930年代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念書時，師從湯用彤和熊十力。因為我多少了解一點熊的著作，所以我們便從熊的哲學影響，特別是熊的兩位高足唐君毅和牟宗三在港臺領導的新儒學運動談起。從當代新儒家，我們的話題自然轉到了宋明理學。在一起簡單回顧了西方、港臺和日本的理學研究，特別是朱熹和王陽明研究的近況後，我問任先生，中國的哲學家和思想史家們是否會對理學感興趣。我強調，理學的傳統在思考的範疇(categories of thinking)方面，而不是思想的內容(substance of thought)上，其學術力量(intellectual force)遠沒有喪失。為了說明這點，我向他提了兩個重要的事實：首先，一般說來，儒家思想家，特別是理學家，對改造世界要比解釋世界總是抱有更多的興趣。這與馬克思所見到的西方哲學傳統幾乎完全相反。為什麼馬克思主義那麼吸引中國的知識分子，我相信這是主要的奧秘之一。其次，現代中國人非常強調「專」與「紅」的區別，這在理學「道問學」(朱熹)與「尊德性」(陸王學派)的區分中可以找到很深的根源。我希望中國學者能更嚴肅地對待理學，而不是僅僅在政治上指責它。任先生顯然能接受我的非正統觀點，雖然他很可能只是出於禮貌。不管怎麼說，他讓我相信他有編輯理學原著的計畫。他特別提到，在這個計畫中，王陽明的著作可能在不久後能出版。

在成都，我有機會與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繆鉞交談。我求見繆教授不僅因為他是一位傑出的學者，而且因為他是我以前的老師錢穆教授的老友和楊聯陞教授的內兄。和錢穆一樣，繆也是一位自學成才者，精通古籍、歷史和文學。在四川大學歷史系，他主講和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220-589)的歷史。他的著作很多，其中《讀史存稿》(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收集了他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論文，《杜牧傳》(北京，三聯書店，1977年)的初稿實際完成於1964年。他對杜牧(803-853)這位盛唐詩人做過詳細的編年研究，寫成了《杜牧年譜》，此書正待出版。

繆將近八十歲，儘管患有白內障，但「四人幫」倒台後，他恢復了活力，堅持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

交談中，我了解到整個「文革」期間沒有學者能夠進行任何嚴肅的研究工作。譬如，雖然教授們全都不教學了，但仍要求參加日常的政治會議，學習「革命文件」。有時甚至要過半夜才回家，實已筋疲力盡。後來我在北京時，從瞿同祖教授那裡印證了這一點。瞿教授是「文革」前夕回國的，我問他回國後從事哪項研究，他說幾個月前才調入近代史研究所，他沒有機會看一頁書。至此才弄清楚，在動亂年代，只有考古工作才允許繼續開展，因為考古碰巧滿足「四人幫」政治宣傳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