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全集：中國古代哲學史

編者序
謝辭
《胡適全集》編輯凡例
《胡適全集‧中國古代哲學史》編輯說明

《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版自記
序（蔡元培）
再版自序

第一篇 導言

第二篇 中國哲學發生的時代
第一章 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
第二章 那時代的思潮（詩人時代）

第三篇 老子

第四篇 孔子
第一章 孔子略傳
第二章 孔子的時代
第三章 易
第四章 正名主義
第五章 一以貫之

第五篇 孔門弟子

第六篇 墨子
第一章 墨子略傳
第二章 墨子的哲學方法
第三章 三表法
第四章 墨子的宗教

第七篇 楊朱

第八篇 別墨
第一章 《墨辯》與別墨
第二章 《墨辯》論知識
第三章 論辯
第四章 惠施
第五章 公孫龍及其他辯者
第六章 墨學結論

第九篇 莊子
第一章 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
第二章 莊子的名學與人生哲學

第十篇 荀子以前的儒家
第一章 《大學》與《中庸》
第二章 孟子

第十一篇 荀子
第一章 荀子
第二章 天與性
第三章 心理學與名學

第十二篇 古代哲學的終局
第一章 前三世紀的思潮
第二章 所謂法家
第三章 古代哲學之中絕

附錄 《中國哲學史大綱》凡例

 

序

　　《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版自記

　　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就是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民國七年九月寫成付印，民國八年二月第一版出版。今年是民國四十七年，這部書出版以來，整整三十九年了。臺北商務印書館現在用《萬有文庫》的五號字本《中國古代哲學史》重印，仍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名稱。我做了一個正誤表，附在卷尾。

　　《萬有文庫》本是民國十八年用五號字重排的（原書是用四號字排的）。那時候，我在上海正著手寫《中國中古思想史》的「長編」，已決定不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的名稱了。所以當時《萬有文庫》的編輯人要把我的《哲學史》上卷收在那部叢書裏，我就提議，把這個五號字重排本改稱《中國古代哲學史》。我的意思是要讓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單獨流行，將來我寫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後，我可以用我中年以後的見解來重寫一部「中國古代思想史」，我不預備修改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了。

　　我現在翻看我四十年前寫成的這本書，當然可以看出許多缺點。我可以舉出幾組例子：（一）我當時還相信孔子做過「刪詩書，訂禮樂」的工作，這大概是錯的。我在正誤表裏，已把這一類的話都刪去了。（二）我當時用《列子》裏的〈楊朱〉篇來代表楊朱的思想，這也是錯的。《列子》是一部東晉時人偽造的書，其中如〈說符〉篇好像摘鈔了一些先秦的語句，但〈楊朱〉篇似乎很不可信。請讀者看看我的《讀《呂氏春秋》》（收在《胡適文存》三集）。我覺得《呂氏春秋》的〈本生〉、〈重己〉、〈貴生〉、〈情欲〉諸篇很可以表現中國古代產生的一種很健全的個人主義，大可以不必用《列子》的〈楊朱〉篇了。《呂氏春秋‧不二》篇說「楊生貴己」，李善注《文選》引作「楊朱貴己」。我現在相信《呂氏春秋》的〈貴生〉、〈重己〉的理論很可能就是楊朱一派的「貴己」主義。（三）此書第九篇第一章論「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是全書裏最脆弱的一章，其中有一節述「《列子》書中的生物進化論」，也曾引用《列子》偽書，更是違背了我自己在第一篇裏提倡的「史料若不可靠，歷史便無信史的價值」的原則。我在那一章裏述「《莊子》書中的生物進化論」，用的材料，下的結論，現在看來，都大有問題。例如，《莊子‧寓言》篇說：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知其倫。是謂天均。

　　這一段本不好懂。但看「始卒若環，莫知其倫」八個字，這裏說的不過是一種循環的變化論罷了。我在當時竟說：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此十一個字竟是一篇《物種由來》。

　　這真是一個年輕人的謬妄議論，真是侮辱了《物種由來》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我現在讓臺北商務印書館把我這本四十年前的舊書重印出來，這是因為這本書雖然有不少缺點，究竟還有他自身的特別立場，特別方法，也許還可以補充這四十年中出來的幾部中國哲學史的看法。

　　我這本書的特別立場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個學派的「名學方法」（邏輯方法，即是知識思考的方法），認為這是哲學史的中心問題。我在第八篇裏曾說：

　　古代本沒有什麼「名家」。無論那一家的哲學，都有一種為學的方法。這個方法便是這一家的名學。所以老子要無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說言有三表，……這都是各家的名學。因為家家都有「名學」，所以沒有什麼「名家」。

　　這個看法，我認為根本不錯。試看近世思想史上，程、朱、陸、王的爭論，豈不是一個名學方法的爭論？朱晦庵把「格物」解作「即物而窮其理」，王陽明把「格物」解作「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這豈不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名學方法的爭論嗎？南宋的朱陸之爭，當時已認作「尊德性」與「道問學」兩條路子的不同，—那也是一個方法上的爭執。兩宋以來，「格物」兩個字就有幾十種不同的解釋，其實多數也還是方法上的不同。

　　所以我這本哲學史在這個基本立場上，在當時頗有開山的作用。可惜後來寫中國哲學史的人，很少人能夠充分瞭解這個看法。

　　這個看法根本就不承認司馬談把古代思想分作「六家」的辦法。我不承認古代有什麼「道家」、「名家」、「法家」的名稱。我這本書裏從沒有用「道家」二字，因為「道家」之名是先秦古書裏從沒有見過的。我也不信古代有「法家」的名稱，所以我在第十二篇第二章用了「所謂法家」的標題，在那一章裏我明說：「古代本沒有什麼『法家』。……我以為中國古代只有法理學，只有法治的學說，並無所謂『法家』」。至於劉向、劉歆父子分的「九流」，我當然更不承認了。

　　這樣推翻「六家」、「九流」的舊說，而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依據史料重新尋出古代思想的淵源流變：這是我四十年前的一個目標。我的成績也許沒有做到我的期望，但這個治思想史的方法是在今天還值得學人的考慮的。

　　在民國六年我在北京大學開講中國哲學史之前，中國哲學是要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講起的。據顧頡剛先生的記載，我第一天講中國哲學史從老子、孔子講起，幾乎引起了班上學生的抗議風潮！後來蔡元培先生給這本書寫序，他還得特別提出「從老子、孔子講起」這一點，說是「截斷眾流」的手段。其實他老人家是感覺到他應該說幾句話替我辯護這一點。

　　四十年來，有些學者們好像跑在我的前面去了。他們要進一步，把老子那個人和《老子》那部書都推翻，都移後兩三百年。他們講中國哲學思想，要從孔子講起。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就是這樣辦的。馮先生的書裏，先講了孔子、墨子、孟子、楊朱、陳仲子、許行、告子、尹文、宋牼、彭蒙、田駢、慎到、騶衍及其他陰陽五行家言，—到了第八章才提出「《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學」。

　　馮先生說：

　　《老子》一書，……係戰國時人所作。關於此說之證據，前人已詳舉（原注：參看崔東壁《洙泗考信錄》、汪中《老子考異》、梁啟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茲不贅述。就本書中所述關於上古時代學術界之大概情形觀之，亦可見《老子》為戰國時之作品。蓋一則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於《論語》。二則《老子》之文體非問答體，故應在《論語》、《孟子》後。三則《老子》之文為簡明之「經」體，可見其為戰國時之作品。此三端及前人所已舉之證據，若任舉其一，則不免有違邏輯所謂「丐詞」（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觀之，則《老子》之文體、學說，及各方面之旁證，皆指明其為戰國時之作品，此則必非偶然矣（參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民國三十六年增訂八版，頁210）。

　　馮先生舉出的證據實在都不合邏輯，都不成證據。我曾對他說：

　　……積聚了許多「邏輯上所謂『丐辭』」，居然可以成為定案的證據！這種考據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書喊一聲「青天大老爺，小的有冤枉上訴」！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證人自己承認的「丐辭」，究竟是「丐辭」，不是證據。

　　這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說的話。我到今天，還沒有看到這班懷疑的學人提出什麼可以叫我心服的證據。所以我到今天還不感覺我應該把老子這個人或《老子》這部書挪移到戰國後期去（留心這個問題的人，可以看看我的〈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及附錄。這些文字收在〈胡適論學近著〉，頁103以下；即臺北版《胡適文存》四集，頁104以下）。

　　二三十年過去了，我多吃了幾擔米，長了一點經驗。有一天，我忽然大覺大悟了！我忽然明白：這個老子年代的問題原來不是一個考證方法的問題，原來只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問題！像馮友蘭先生一類的學者，他們誠心相信，中國哲學史當然要認孔子是開山老祖，當然要認孔子是「萬世師表」。在這個誠心的宗教信仰裏，孔子之前當然不應該有一個老子。在這個誠心的信仰裏，當然不能承認有一個跟著老聃學禮助葬的孔子。

　　試看馮友蘭先生如何說法：

　　……在中國哲學史中，孔子實佔開山之地位。後世尊為惟一師表，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以此之故，哲學史自孔子講起（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29）。

　　懂得了「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的心理，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二十五年前寫幾萬字的長文討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真是白費心思，白費精力了。